心靈˙隨身˙聽

現在有很多人看於丹老師的書，聽她的講演，對古代的經典開始有興趣。另外還有很多父母覺得自己的孩子應該接受傳統道德教育，據說一些中國人甚至想恢復傳統的儒家教育，讓孩子背《四書》和《五經》。

我認為，讀經典著作是非常好的事，因為這些經典都一代一代賦予了人們很多靈感和啟發。這些經典的價值觀基本上是被肯定的，是建設性的，比如孔子的仁義，學習的精神，禮讓等等。如果我們多讀一些經典，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我們祖先的思想，自己也繼承他們的價值觀和他們的崇高理想。

然而，我們不能單單只理解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因為經典也有著自己的局限性。

我在2006年12月在北京師範大學參加了一個哲學系舉辦的會議，其中有一位來自東北的大學教授說，儒家的思想阻礙科學的發展。他指出4個有害的因素:第一，儒家強調人的能力和偉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所以很難意識到大自然的龐大力量，很難進行細心的和謙虛的觀察和研究；第二，儒家有一種權威主義的傾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允許自由的談論；第三，儒家思想有功利主義的傾向（“學而優則仕”），但科學研究需要自我犧牲的精神；第四，儒家思想有一種“華夏主義”傾向（“夷狄之有君……”），而科學需要普世性和開放的態度。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一位“精通中西文化”的學者吳經熊曾經說過，漢代“獨尊儒術”意味著中國的法學消失無遺。儒家和法學之間似乎有某種矛盾。武漢大學的著名哲學家鄧曉芒曾經寫過文章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種說法阻礙人們全面地理解社會。孔子的思想是重義輕利。但從法學來看，法律一方面要注意到公平和正義的原則，另一方面也必須注意到人們的利益（個人財產等）。正如西方法學經典中所說的那句名言“法律是價值和公正的技術”，即“法律”必須同時保護“利益”和“正義”。這是整個法學的基本原則，然而孔子的思想似乎將“利”這一面完全排除了。

因此我們需要從一個現代的、全球化的角度來看這些經典。我們既要看孔子的書，也應該多聽聽魯迅“經典”中對於孔子的批評。我們既要看漢語的經典，也可以去嘗試去閱讀柏拉圖，西塞羅，托馬斯的經典和基督宗教的經典。於丹對於漢語的經典就有一種開放地理解和解釋，她參照了外國的經典，並且多次引用古希臘和古羅馬思想家的語句和他們的思想。

其實，東西方經典的交流和傳播一直在潛移默化中進行著。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西方經典可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經濟學和政治學上也可以算為經典，而無數的中國人學過和背過其中的語句和思想。

而中國的經典幾百年以來也影響了西方。 17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就開始翻譯孔子的經典（《論語》等），讓歐洲人認識了東方的古代文獻。我認為，這種交流是完全正確的:各民族的經典和古書在全球化的世界可以構成一個很大的“世界經典叢書”。比如，歐洲人應該知道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傳統著作，但也應該稍微懂一點儒家或佛教的思想。中國人也一樣，可以看自己的《四書五經》，但也應該讀一讀柏拉圖，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那，《古蘭經》，《奧義書》，但丁或哥德的著作。我們生活在共同的世界中，實際上也有共同的經典。

我真希望，陪伴著中國經濟的崛起會出現一個“文藝復興運動”。我希望，這個文藝復興運動不會是一個“僅僅看中國經典”的封閉運動，而將會發展和促進對於古希臘語的，拉丁語的和古希伯來語的經典著作的研究，會促進比較文學研究，比較哲學研究，比較宗教學研究；這樣我們才能夠更全面地看到孔子和老子在世界經典的大叢林中的地位，他們的局限性和他們的貢獻。

　　（作者係奧地利漢學家）